中超联赛创下4亿元收入新纪录，场均上座率位居全球第十，有媒体预测明年中超将出现6家“5亿俱乐部”……刚刚过去的2014赛季，人们在纸面上见证了中国足球联赛的火热，但当大幕落下之时，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股寒意：先是打拼多年终于冲上中超的重庆力帆宣布明年退出中超，随后又从沈阳传来中泽俱乐部退出中甲的消息。

这一忽冷忽热，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：对于过热的中国足球联赛来说，金钱和黄金的熊熊烈火无法帮助它度过寒冬。人们正在匆忙退出这场赌注高昂的游戏，联赛末端的生态系统正在出现崩溃的迹象。

中超联赛：极少数富人的权力游戏

《中超商业价值报告》显示，2014年中超公司整体营收突破4亿元，上座率位居亚洲第一，成为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红火的一个赛季17 18赛季意甲转播权，不过纵观几个数据，或许还有些阴暗面：2014年中超联赛版权收入仅从去年的3600万元增长至今年的3866万元，而门票收入则从去年的3.3亿元跌至今年的1.2亿元，合计达17.81亿元17 18赛季意甲转播权，连续四年增幅超过20%。 2014年17 18赛季意甲转播权，虽然广州恒大、贵州人和、上海上港、上海申鑫、广州富力等5家俱乐部实现盈利，但如果考虑到之前的投资，绝大多数俱乐部都处于亏损状态，中超联赛越来越成为少数富豪的权力游戏。

在空前繁荣的市场下，赚钱难，归根结底还是中国足球的商业价值没有得到有效开发。电视转播权是职业联赛最重要的收入来源，英超也不例外。公开数据显示，比利时甲级联赛3亿欧元（合人民币25.6亿元），就连泰超联赛电视转播权收入也有1900万美元（合人民币1.18亿元），英超、德甲、意甲的电视转播收入占俱乐部收入的35%-50%，日本联赛更是高达60%。然而，中国联赛的电视转播收入占俱乐部收入的不到5%。

原因就在于中国职业联赛的运营体制。一位西甲职业俱乐部的经理向记者抱怨，由于电视转播受制于各个电视台，他建议联赛应该自办足球频道，“连网球、高尔夫等小众体育频道都可以在电视上转播，不用说足球了”，但由于体制原因，最终被放弃。职业联赛是各家俱乐部联合投资形成的利益共同体，但中超联赛各俱乐部只持有4%的股份，中国足协拥有36%的股份，作为大股东，中超联赛无法脱离足协独立运作，各俱乐部的利益无法体现。

落后的运营机制，加上繁重的税费和安保成本，导致投资者无法从商业开发中获得足够的回报。球队冠名权被“逼”成了投资者最看重的资产，球队名称和俱乐部都跟着公司走。一旦投资者遇到运营问题，俱乐部要么被出售，要么解散。城市基础薄弱，没有社会属性和地域属性。

这正是重庆力帆面临的处境。对于尹明善来说，从2000年斥资6800万元从前卫环岛接手重庆足球队，到2004年以5000万元从云南红塔手中买下壳牌足球队，中超联赛对其投入多年，但除了广告效应，其获得的唯一实质资产就是一个洋河基地。但洋河基地的土地只能用于发展体育相关产业，尹明善其实很难创收。这里成为了力帆集团自营汽车驾校的基地。

另一个可能更让尹明善感动的例子是：同样在中国足球圈摸爬滚打多年的胡葆森上赛季对河南建业投入2亿元，球队最后一轮才勉强保级。以建业之前的经历，搞实体经济的尹明善确实很难拿出这么一大笔钱。转卖对于在足球上坚持了15年的力帆来说，实在是无奈之举。

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摆在眼前：中超联赛中高富帅和矮丑的差距更是一目了然。以房地产为主营的大民企看重的是广告效应，而国企看重的是政绩。这些赞助商真的是为了中国足球吗？从他们在青训方面的投入就可以看出来。一旦形势发生变化，商业运营出现问题，俱乐部的命运就会像力帆一样，最终会损害中国足球本就脆弱的根基。

在中甲联赛中，一再复婚并不丢人

就在上赛季中甲联赛冠军重庆力帆寻求出售其耗资7000万获得的中超资格时，20日，中甲球队沈阳中泽突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出售该球队：如无人接手，则退出中甲联赛，就地解散！

与苦苦挣扎15年的重庆力帆不同，沈阳中泽的前世今生更像是一场“三毛流浪记”：从2005年的安徽九方到天津润宇龙，再到沈阳沈北、沈阳中泽，最后到沈阳中泽。这支球队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四度易主，今年他们希望重新易主，目前最有可能接受他们的买家是来自呼和浩特或广西的球队，当然也不排除他们过几年再易主。

除了沈阳中泽，广东日之泉被联姻、欠薪传闻让广东球迷伤心不已；深圳足球俱乐部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新靠山，但能靠多久还不得而知；而与石家庄永昌同城作战的河北中基也在寻找新东家，要么南下广东梅州，要么迁往同省秦皇岛。哪里有人愿意出钱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。

另一支急于复婚的球队是刚刚升入的太原中优佳益队，他们在体验到升入成功的喜悦后，开始对未来感到担忧，由于巨大的资金缺口、找不到训练场等原因，球队宣布将迁出山西，到其他省份发展。

从2004年到2014年，中甲联赛的竞技水平看上去并没有太大的提高，但现在养活一支球队需要的投入比十年前要多好几倍，而且会更多。

以武汉足球俱乐部为例，2004年，武汉足球俱乐部投入3300万元，位列中甲联赛第二位。当年投入最多的是江苏舜天足球俱乐部（4600万元），而成功携手武汉足球俱乐部挺进中超的珠海足球俱乐部投入了130万元。刚刚过去的2014赛季，武汉队的投入同样位列中甲联赛第二，但也投入了6000万元。而挺进中超的两支球队重庆力帆和石家庄永昌则分别投入了7000万元和1000万元。对比两组数字，不难发现近十年来球队投入的增长率。

对于一支中甲球队来说，引进国内外球员是总投入的一大块，十几年来，球员身价也成倍增长，除了身价不菲的外援，本土中卫的引进更是可圈可点：2004年，武汉队斥资156万元从广州队引进后防核心球员李子飞；2014年，小将刘洋从山东鲁能转会至武汉队的转会费为350万元。

此外，工资收入大幅上涨也成为各支球队必须面对的运营成本。抛开滚雪球般的夺冠奖金，十年前每月1万元的收入似乎就是中甲球员的最高薪资。如今这却成了“起步价”，让中甲感到不堪重负。

与动辄数千万美元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在球队收入方面，很多中甲球队除了零星的赞助和少得可怜的票房，几乎为零收入，更别提靠转播权盈利了——长期亏损。运营是中甲球队的生存常态。“如果没有稳定、盈利的运营模式，中甲就会成为资本的弃子！”一位业内人士对这一现状表示担忧。

当初进入中国足协联赛，不少投资者不计成本地投入资金，无非就是想利用球队拉近与当地政府的距离，从中获取政策支持与优惠，在异地获利后再把钱交给球队。随着近年来中国法制化进程加快，政府决策更加理性规范，这种运营模式逐渐走进死胡同，在足球圈，“官退民进”将成为一种趋势，如果一支球队没有创收能力，那么他们的生存空间就会越来越小。

显然，对于逐利资本来说，如果不能从足球中获取回报，那么它唯一的选择就是头也不回的告别。相比于不断烧钱的中超豪门，中小俱乐部的日子并不好过，越来越难以为继。如果不做出改变，不尽快找到健康发展的道路，中小俱乐部的寒冬只会来得更早，更难熬。